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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金娱乐场地址·海洋说丨香会没完之二:规则之辩

时间:2020-01-11 17:5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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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金娱乐场地址·海洋说丨香会没完之二:规则之辩

御金娱乐场地址,作者在前一篇文章中探讨了2017年香会围绕中国议题展开的秩序之争,即在美国领导下的反映部分“鱼虾”利益的金子塔式全球霸权秩序vs.各国平等基础之上反映国际社会或地区各国共同利益的的平权秩序。任何秩序都是构建在一定规则的基础之上。霸权秩序建立在反映金子塔上层利益价值的“丛林法则”之上,平权秩序建立在反映世界各国或地区国家共识利益价值的国际和地区规则之上。2017年香会所反映的秩序之争说到底是规则之争,这种规则之争聚焦的主要问题就是谁制定和解释规则、如何适用和执行规则。

首先,在国际规则的创制上,近代国际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深受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这一概念并不局限于地理意义上的欧洲而是经常被用作西方中心主义(western-centrism)的简称或代称——的影响,客观上讲这与国际法的起源与殖民历史有直接关系。在长久历史时期内,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国家并不被视为国际法的主体,因为他们首先不被西方国家视为文明国家,而是被当作可以任意处置的国际法的客体。在欧美国家主导制定的国际法规则体系内,他们的领土边界往往由殖民主义者来划定、切割,这种不顾民族、文化对领土边界的任意处置到现在仍然是非洲地区战乱不断的根源之一,也是亚洲地区一些热点问题的根源所在。

欧洲中心主义对国际法创制的影响不局限于对陆地领土的划分处置,它涉及到包括国际海洋秩序在内的国际法所规范调整的各个领域,而香会讨论的许多亚太安全矛盾和问题都聚焦在海上。在国际海洋法规则体系的创制过程中,国际社会对国际海洋法规则进行系统编纂的努力共有四次,包括1930年国联召开的国际法编纂会议和联合国成立后由联合国主持召开的三次海洋法编纂会议(分别是1958年、1960年和1973-1982年)。直到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之前,以1958年四个海洋法公约为标志的国际海洋法体系基本上仍是反映美欧国家的利益和价值。伴随着二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与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广大亚非拉国家逐渐参与国际海洋法规则体系的创制并发出自己的声音。

以《圣地亚哥宣言》为标志,先是拉美国家发起了争取200海里海洋权的运动。但在世界殖民体系瓦解之前,由于参加第一、二次海洋法会议的亚非拉国家在数量上就不占优势,根本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抗衡,所有出台的国际海洋法规则依然主要反映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催生了一大批亚非拉主权国家,使得参加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亚非拉主权国家在数量上占据了优势,这样以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标志并作为妥协的结果,国际海洋法规则的发展首次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反映了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尽管作为一个各方妥协的产物并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的国际海洋法规则体系并非完全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至少这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法规则创制的积极努力。

以上对国际海洋法规则体系创制的讨论与香会讨论的亚太海上安全议题息息相关。一是在有关航行自由规则的讨论上,存在的争论反映了美西方意图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之外推行自己的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海上霸权秩序,这也是澳大利亚总理所说的美国领导的“鱼虾”霸权秩序的一部分。航行自由作为一个古老的国际海洋法概念和原则,既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条约法上有明确规定,也形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这个原则是由适用于不同海域的航行权利和义务规则组成的规则体系,这个规则体系反映了世界各国的共识。

但是,现行的航行自由法则作为一个妥协的产物并不能满足美国建立和维护霸权秩序的需要,这样美国就以“航行自由计划”行动作为工具试图在其没有加入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之外用武力的方式强行推行自己主张的航行自由法则。事实上马蒂斯在回答中方代表姚云竹将军关于美“航行自由计划”行动国际法依据的提问时并未给出任何国际法依据,而是提出美“航行自由计划”行动的合法性来源于其一贯的历史做法。这样的答案非常耐人寻味,进一步佐证了美方行动超出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则体系所允许的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用“航行自由计划”行动推行自己主张的做法并非只针对中国,美方对其领导下的“鱼虾”秩序内部的盟国如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同样采取“航行自由计划”行动,美执行“航行自由计划”行动的对象还包括印度、越南、印尼等国家,但这些国家大都默认了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美国所具有的特权,部分国家也分享这样的特权。尽管很多国家制定了美国认为反映过分海洋主张的国内法,但他们并未在香会或其他国际场合支持中方对美国提出的批评,这恰恰证明了这种“鱼虾”秩序所反映的等级和特权需要特殊的规则来维系。

二是在南海仲裁案问题的讨论上,美日澳等国的主张也反映出他们意图通过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解释,并以此为手段抵消此前公约谈判所达成的妥协。以仲裁案关于岛屿标准的解释为例,临时仲裁庭在没有援引任何法律权威且不顾事实的基础上,对“岛屿”概念做出了自己独特的狭隘解释,从而认为南海不存在任何享有完全岛屿法律地位的海洋地物。这些标准都超出了《公约》原有条款的规定,并不反映国际社会的共识。即使是美国、日本也不认同这些标准,至今仍未在官方层面承认他们会适用仲裁案对岛屿标准的解释,但他们依然以这些解释反映国际法治为由要求中国适用他们自己都不适用的标准。

对于《公约》规则做出这样的解释,正是反映出西方国家不甘心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规则创制迫使他们做出的让步,从而希望通过对规则的解释来抵消这种妥协。临时仲裁案做出这样解释的结果就是确保美国最终实现了对航行自由的地缘政治需要,根本没有考虑亚洲国家的主权、安全和资源需求。在这一点上菲律宾扮演的角色是非常可悲的。一方面在起诉中国这点上属于“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行为。另一方面,仲裁裁决如果有效的话,对包括中国、菲律宾、越南在内的所有南海声索国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展开来讲,目前的仲裁裁决裁定南海的所有岛礁没有一处具有完全岛屿法律地位,这样的裁定影响到不管任何一方占领的所有岛屿——姑且不论主权归属,最终损害的是包括菲律宾、中国在内的南海所有声索国在相关岛礁的主权。而最大的受益方则是美国,因为从地缘政治角度讲,南海海域没有一处岛屿的情况下美国所能主张的自由航行权利范围是最大的。如果反过来,由南海声索国在《公约》基础上共同确定岛屿法律标准的地区规则,在不影响各自主权主张的情况下制定共同开发的法律文件,就不会出现目前这种只有美国占到最大便宜,南海各方所有声索国都因仲裁裁决吃亏的局面。

这一点更能说明,亚非拉国家不仅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在《公约》解释和适用上仍然要保持这种积极参与和主体作用,防止欧洲中心主义的不当影响,使国际规则真正反映他们共同的价值和根本利益。香会关于仲裁案的讨论正是给亚洲国家一种警醒。如果在21世纪的今天,有人仍然抱有殖民主义心态,企图在南海海域的海域划界上对亚洲人指手画脚,像其历史上对待非洲大陆一样对待南海,这当然应当是所有亚洲国家都应当齐心协力努力防止和避免的。

三是在军事化问题上,香会的讨论反映了美西方适用和执行规则上的双重标准。马蒂斯指出了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岛礁建设的特殊之处,这些特殊之处显然是只被拿来适用于中国。事实上,国际法对军事化并无统一的规则和解释,没有专门针对军事化的国际条约或习惯法。如果中国在主权岛礁上进行正常防御建设属于军事化,那么夏威夷和阿拉斯加的军事设施并无任何不同,更应当属于军事化。美军用舰机在南海的例行侦察和情报搜集活动以及“航行自由计划”行动无一不属于军事化的范畴,但美日澳等国显然在适用规则的时候采取了双重标准,当然前提是如果有规则的话。

从上可以看出,无论是航行自由、仲裁案还是军事话的讨论,都典型的反映了作为欧洲中心主义核心的例外主义。尤其是对美国而言,其典型的做法就是你们其他国家按我说的做,但我怎么做我说了算。这不仅仅是在军事领域,美国推出巴黎气候框架协定也是典型的反映了这种美国例外注意。也就是所谓通用规则只适用与其他国家,我是例外的。这就是反映共同利益价值的国际通行规则与反映个别或少数国家利益价值的特殊规则之间的规则之争,其根源则是长久以来的欧洲中心主义。目前中国正主张通过“双轨”思路解决南海问题。《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正在讨论制定中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正是代表了地区价值和利益的地区规则,在这种“规则之争”的大背景下如何捍卫和维护这些地区规则,应当成为地区国家共同努力的方向。

作者 刘海洋

国际公法学者 深圳卫视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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